在新发地谋生的人:活着不容易啊

6月13日,新发地批发市场关闭的那天早上,陈宝生(化名)正开着面包车打算去进货。

过去二十多年,他几乎每天如此:三点多起床,四五点到果品批发市场,再把货拉回到他租住的街道便民市场。

三十来箱水果,每箱四五十斤,他搬起来越来越吃力——毕竟52岁了。当他只有这个年纪的一半时,他带着一身力气,从山东老家来到北京谋生。妻子刚刚生产,家中空空。

这些年,他租的平房拆了,换到现在租的地下室。摆的小摊也换了几波,终于在现在的市场稍稍站稳了脚跟。

他一天也不敢歇息,妻子怀孕时没停过,过年更不敢停,就连这次新冠疫情,他也没有停业过。停一天,就是一天的摊位费,就有几个老主顾走到别人家去。

水果摊养大了他的两个女儿。但日日劳碌,他跟孩子们很是疏远,小女儿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,他只能继续拼命地干活,支付女儿昂贵的住院费。

这次,是他难得的休息。新发地关了,他作为每日进出的人,要居家隔离14天。如今,他每天喝四两二锅头,在家睡上大半天。然后,继续忧心他的生计。

这是北京疫情中,一个普通的水果摊贩的故事。

生鲜超市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

以下是陈宝生的口述:

01

12号,是我最后一次在新发地进货。

每天凌晨四五点左右,我都会开面包车到那的果品批发市场去,我现在的家在东城区的一个街道,开车快的话15分钟就能到。进货回来后六点多,就在我家附近一个新发地菜篮子市场里卖,晚上七八点收摊。

那天下午,我正和媳妇在市场里忙活,听着市场里的顾客和商户在传,说因为发现疫情,新发地的海鲜城和肉食区都封了。我心里有点慌,但是不太担心会影响自己,因为水果区和海鲜城肉食区是分着的,我平时都没去过那边。

13号凌晨3点多,我照常起来去进货,走京开高速,快到了的时候发现辅路堵车严重,该下高速时发现京良路出口被交警封闭了,我心想,不好。

一看交警举着的牌子,新发地所有市场都封闭了。我只能从下一个出口下高速,往回走。路上临时决定到东边的大梁路市场进货,到那里发现,比新发地堵得还厉害,全是上那进货的。

当天货没进成,卖的剩货。我开始心不在焉,觉得有点郁闷——没了新发地,就只能挤着到其他小市场进货。

上午,我从手机新闻里看到了新发地关闭的官方消息。我经常从那进货的卖桃的一家,两三千斤的货被扣了,人也隔离起来了。下午三点多,市场所在社区的居委会工作人员到市场调查,和市场老板挨个摊位问,谁是从新发地进货,说如果瞒报后果很严重。我没犹豫直接汇报了,填了基本信息。

晚上10点,我都上床睡觉了,居委会来电话通知要我第二天上午8点准时到天坛体育场里检测,准备好身份证。11点,居委会突然到我家敲门,问了一些更具体的信息,然后在我家门上贴了居家隔离十四天的通知。本来平时早早就睡了,那天夜里半宿没睡着。第二天三点多像往常一样醒了,躺在床上干呆着,熬到七点,出门了。

到了天坛体育场检测站,发现来检测的全是我们街道的,有像我一样卖东西的,但更多的是到过新发地买菜的居民。排队时候聊天,还有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自己坐免费公交车到新发地买菜,就为了便宜那么几毛钱,哎呀真是。

天坛体育场检测点

等了半个小时左右,就轮到我了。我走进帐篷,一开始有点紧张,结果人家拿个长条(棒)往液体里沾一下,伸到喉咙里搅和一下,就行了(注:取咽拭子)。听工作人员说,当天就有五六百人来这检测。他们告诉我两天以后出结果,回家等着吧,我就回去了。

我和媳妇、母亲住在一块。在家隔离这几天,我们家里吃的都是13号那天储备的一些菜。家在楼房的地下室,照不着太阳。我媳妇最近精神很差,情绪容易失控(电视剧),没少吵架哭闹。昨天,市场组织我媳妇也去做检测了,也还没出结果。

生意上我只能求旁边卖菜的帮我看着摊,尽量把剩下的水果卖了,品相不好的就降价卖。我们的摊位一年的租金是20万,一天光摊位成本就损失五六百。

我们市场属于社区便民的小市场,总共才二三十个摊位,我们是唯一卖水果的摊,其他的还有蔬菜、熟食和小饭馆。市场里还有一家卖蔬菜的摊是从新发地进货,也要回家隔离。附近已经有市场关了,我们这个市场可能也够呛。

02

我来北京卖蔬菜水果有二十多年了。我今年52岁,老家在山东济南长清县。

1994年,我媳妇怀大女儿,我想多挣钱,老家也没什么机会,就来北京了。一开始几年在路边卖,也没有摊位费,生意不错。2005年前后进入早市卖。

2017年我们这片拆迁,我家租了很多年的平房也被拆了,就在河北省和北京交界的固安买了房子,每天来回往返。进一趟货要花的时间,从不到一个小时变成了将近两个小时,所以要早起一点。

2018年,我们一直摆摊的大早市也拆了,一时找不到新的市场,只能停一阵。突然闲下来觉得有点不适应,索性休息休息。后来大女儿在济南结婚,我们就回济南盯着新房的装修。

去年11月,我们来到了现在的市场,还属于原来的街道。因为在小路上,客流量小,周边又有其他超市竞争,再加上市场是新开的,一开始生意很不好,进的货卖不出去,第一个月赔了一万。过了两个月,生意慢慢有了起色,但是还远远赶不上之前在早市的盈利,也就原来的一半吧。

陈宝生所在的市场入口

原来一车货一上午就能卖完,现在虽然每天都会根据前一天的量控制上货的量,但是一天都可能卖不完,剩下的只能第二天降价继续卖。不过我们还是有信心的,年前进了好多货,有草莓、苹果、香蕉、梨、柚子、橙子、橘子,准备多卖年货。然后,疫情突然暴发了。

年前就听说有新冠肺炎这么个病,但是腊月二十九听说武汉封城才意识到严重性。初一初二,很多周边居民到市场抢菜,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小市场里有那么多人。但是水果不是必需品,而且不让串门年货又送不出去,所以卖得很差。好多箱草莓都烂了,我看着干着急。后面一段时间勉强撑着,不赔也不赚。

2月10号左右,北京的小区陆续全封闭管理,我就又开始特别担心。听说有的社区想定点向商户买食品蔬果,保证居民供应,我还报名了。后来因为允许居民出门买菜,这个计划就没实施。正月十五以后,北京和河北进出管控严格了,我就让媳妇留在固安的家里,我自己留在市场卖水果,好在进货的新发地没受影响。

当时市场执勤的保安是湖北人,年前回去后就回不来了,所以我就像市场老板申请兼任保安,晚上我也可以留在保安办公室的沙发上睡觉。这时候市场里边只有两家买菜的和我这个水果摊留着,其他人都回不来。

市场值班室

直到阳历三月份,才陆续回来一些人。我一个人看摊很累,因为是一圈摊,照顾这边,那边可能就照顾不过来,尤其是每天上午九十点钟客流比较多的时候。原来中午会歇一歇,因为买的人少,我就让媳妇看会儿摊,我眯一会。现在就不行了,陆陆续续有人来,得不停地招呼着。

一开始特别累,有时候在摊上犯困,早上搬货的时候感觉比原来更累了,其实量都差不多——三十来箱水果,每箱三四十斤——可能是因为自己精力不够了,后来慢慢也适应了。

因为市场里饭馆都关了,吃饭也成了难事,就凑合着在办公室的小灶做一口对付一下。晚上八点收摊,吃完晚饭九十点钟给家里打个视频电话,看看女儿、母亲、媳妇,沾枕头就着了。第二天起来进货要比平常晚一些,因为要等其他摊位来齐,我才能去进货,所以能稍微多睡一会儿。

那几个月累得顾不上有啥感觉,有劲干活就不错了。慢慢随着疫情好转,天气热起来,生意渐渐恢复,但还是不如之前,毕竟一个人干嘛。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,直到我媳妇五月回北京来。

03

她回来以后,疫情基本没事了。天气也热了,就开始上夏天货了。

我家卖的都是大路货,夏天像桃、西瓜、香蕉、苹果、葡萄、香瓜什么的。精品货进口货,虽然比大路货更挣钱,但是根本不敢进,因为我们这里缺少流动客人。都是小区里的居民来买,岁数大的比较多,消费水平又低。上回试着进了几箱榴莲、百香果和牛油果,买的人很少。但无论如何,生意慢慢恢复过来了,五月份的时候一天能卖出三四千块的水果。

我们在市场附近的老楼租了一间地下室,一个月的房租是4800元。我把我妈、小女儿也接过来了。

我有两个女儿,都是在北京长大。大女儿在山东工作。小的还在上高中,之前在保定上学,后来因为和学校同学老师相处不好,就不上了。回到家也闹得很厉害,还尝试吃药自杀,把我们吓坏了,她妈急得哭,不知道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样。5月份,到安定医院一瞧发现是心理出了问题,大夫诊断说是“青春期精神分裂症”。我觉得她这个病可能和这些年长期独自在外上学,受过委屈有关系。

从出生以来,我们都没什么时间陪她,但是我们这么拼命干就是为了能供她出来啊,所以没办法啊。一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已经花了6万,但是无论如何都要先治好。所以,我们家现在生活尽量简省着点,玩命干活争取把钱挣够。

我没什么爱好,平时好喝点酒,在市场中午会喝一瓶啤酒,解乏呗。现在自己每天都喝四两二锅头,算是个消遣吧。在北京这么多年,我没有啥朋友能出去喝酒打牌,自己偶尔在手机上下下棋,玩会儿斗地主。虽然有亲戚是北京人,但是这对于我们,就是个谋生和住的地方吧,融入不了,隔着一层啥。

赶上这波疫情,唯一的好处是我白天倒是能补觉了,今天就睡了一天。平时不可能有这种休息的机会,哪怕是一天也不行。

做买卖不是上班,你休息一天摊位费就损失一天,而且原来的老客人就走几个,上别人家买了,所以停不下来。我媳妇怀孩子的时候都没停,她也是生完过了满月就回来了。非典的时候,小女儿刚一岁,我们也没停,后来街道办事处让必须停,才停了三个月,过年更是一天也不会停。

今年疫情暴发以来,我一天也没歇过。这么多年,我每天的生活就只有家、新发地和市场。

人活着不容易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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